首页 » 科普网格 » 多播网 » 正文

“完美转化链条”是如何打造的?

——归国人才眼中的“协同创新”系列报道(一)
2019年07月02日 16:49    来源:多播网    关注度(133)

编者按

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指出,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而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年以来,本报组织采访了一批从世界各国回来的专家学者,分析梳理了一些发达地区协同创新经验,希望能为推动长三角科技协同创新工作提供借鉴和启发。

波士顿位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这里是美国东部高等教育和高技术产业的中心,聚集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40多所世界顶尖高校院所,拥有众多在生命科学、分子生物学、新材料及化学等领域中引领世界的优势学科群和实验室。

中科院生化细胞所研究员高大明曾在哈佛医学院完成博士后工作,对于这里的初创公司盈利能力感叹不已。他曾前往名为Boston Biochem的初创公司采购产品,该公司由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创办,全公司只有9个人,其产品在全球独一无二。这家公司前些年被某大公司收购的价格高达400万美金。这不是个案,在哈佛医学院中创业并不是稀罕事,几乎每个资深教授都创办了自己的企业,而且发展势头都不错。谈起这背后的原因,高大明认为这得益于“完美转化链条”。

教授身边围着大量专业服务团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教授、上海血液研究所所长任瑞宝回国前是美国布兰戴斯大学生物系教授。在任瑞宝眼中,美国和中国的大学医学院相比,最大区别在于多了两个特殊的庞大机构。“除了科研和行政外,美国大学医学院里还有负责成果转化的机构和负责临床实验的机构。这两个机构中有专业人员在运营,特别是负责成果转化的专业人员,大多数都有企业工作经历,他们嗅觉敏锐,可以精准地判定科技成果的价值,熟悉各种商业模式;他们对教授的科研工作特别感兴趣,跟踪着教授们的科研进度,捕捉着各种信息,时刻准备帮助教授进行科技成果转化。”任瑞宝说。

而让成果转化机构中的专业人员全力以赴的原因是巨大的经济利益。高大明说,他们可以在科技成果产业化后获得分成,这是诱人蛋糕。所以,这些机构中精英的收入经常会高于校长的收入。美国高校也会对成果转化机构进行考核,考核指标包括每年的投入和产出、盈利收益等,如果业绩差也要被扫地出门。

在国外主持过多个新药研发项目的邵黎明明显地有些“焦急”。作为上海市药物研发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和复旦大学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他认为,我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虽然都在进行改革,过去的科技处都在转型为科学技术研究院;但是总体来看,精通成果转化的专业人员缺乏,实战能力薄弱,市场把握能力很差,缺乏商业谈判意识,未来提升空间还很大。高校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速度与国家创新发展战略要求相比差距还很大。

热衷分红约定模式而非股权激励

美国高校积极促进教授们的科技成果转化,其背后的根本原因也是丰厚的利益。

美国科技成果转化也经历过曲折。1980年,《拜杜法案》制定之前,由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产生的专利权,一直由政府拥有。复杂的审批程序导致政府资助项目的专利技术很少向私人部门转移。截至1980年,美国政府持有近2.8万项专利,但只有不到5%的专利技术被转移到工业界进行商业化。《拜杜法案》提出让大学、研究机构能够享有政府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这极大地带动了技术发明人将成果转化的热情。在该法案出台的10年后,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提升到了50%,美国重获世界科技的领导地位。

中国版《拜杜法案》在2015年出炉。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修订。修订后的法律对于职务发明的成果转化进行了全方位“放行”,把转化权下放给了大学和科研院所,还加大了对成果完成人和对转化工作有重要贡献的人员的激励力度。

中美政策最大差别是技术转让模式。任瑞宝说,与国内很多大学采用的模式不同,美国的成果转化模式一般不采用股权介入的方式,而是采取“首付款—里程碑付款—销售提成”模式,事先约定权益和利益分配。对于这背后的原因,任瑞宝认为有3个方面的因素:

其一,股权介入方式涉及企业的经营,这样会有诸多后患,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和科学决策。

其二,科技成果的估值是其顺利转让的关键因素之一。“首付款—里程碑付款—销售提成”模式将一个复杂问题拆分开,转让双方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不少国内大学已采用这一国际通用模式。

其三,由于怕企业在完成产业化后不兑现,国内科技成果转让或选择股权介入模式,或过度关注首付款的多寡,这些都增加了转让的难度。改变这一状况需要政府制定好相关法律法规,并严格执法。

下转03版) (上接01版) 

邵黎明认为,应该尝试探索各种有效的创新模式。股权模式的好处就是可以让科技成果产业化工作快速启动,但是如果纠结于股权分配,操作起来非常麻烦;如果迟迟不能启动,项目几乎就是等死,如果高校和教授谈好将来的利益分成,后面操作就很简单,国内高校的领导也不必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欧美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参考。

特别偏爱高价值专利的申请

令几位归国人才感到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有美国高校对于高价值专利的偏爱。

高大明说,2013年1月3日,《科学》刊登了有关CRISPR/Cas9的重磅文章。张锋团队首次将CRISPR/Cas9技术应用到哺乳动物细胞内,并证明CRISPR/Cas9系统能够在几周内建立起小鼠的疾病模型。随后,又在人体细胞内成功地用CRISPR/Cas9系统完成了基因编辑。在发表论文前,张锋所在的Broad研究所提出了一项加急专利申请。2014年4月,张峰团队获得美国专利及商标局的批准,成功以CRISPR/Cas9系统申请到了“操纵DNA序列的系统方法和组成”的专利。张峰所在的研究所是麻省理工与哈佛大学合办的,这背后是几千亿美元,甚至是上万亿元的未来市场收益。哈佛大学未来要分得其中很大部分收益,擅长专利申请和专利写作的哈佛律师团队第一时间介入其中。

而中国的高价值专利申报情况却存在很多问题。任瑞宝说,首先是在发表有转化价值的科研成果之前要申请专利保护。中国的科研体系是鼓励教授发论文,年底考评教授的指标还是论文和影响因子;但是,对于论文的考核也许并不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因为在科技成果得以完整保护前发表论文,会弱化其价值,竞争对手也可能会抢先一步,做出后续研究。

同时,中国高校申请专利的模式也有问题,目前是教授从科研经费里拿出钱来申请专利,专利维护费也是教授科研经费支付,负担非常重。这种情况下,有价值的专利难以在各个国家及地区得以完整保护。

邵黎明认为,中国还缺乏高端专利服务体系。他介绍说,中国专利的质量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有待提高,目前缺乏既懂得学术,又懂得市场的专业人员。专利保护并不只是申请一个专利的问题,如何申请、何时申请、申请后的跟进保护、是否需要申请国际专利,都很有讲究。

ldquo;有时候,专利申请早了没有好处。” 邵黎明解释说,因为专利强调新颖性,如果没有整体策略,申请过早,一是自己申请的专利成为了先例,后续的专利可能就因为缺乏新颖性而没办法申请了;二是竞争对手可能利用你的不完善,在你的专利基础上申请权力更大、利益更加丰厚的专利。“我国的大学教授普遍缺乏这方面的技术指导,给我们的创新成果保护带来挑战。另外,申请国际专利非常重要。创新是全球性的,创新的价值往往体现在全球性的更大回报当中。如果没有一个能力匹配的团队,很难做好国际专利申报。”邵黎明强调说。

(作者:吴苡婷 责任编辑:ydm)

文章来源:http://www.duob.cn/cont/848/211138.html